政治和道德的迷思

如果政治是目的，道德是手段，我们要怎样看待政治和道德在构建上的内在联系？这是我眼看泛道德主义批判在隐议程掩护之下泛滥成灾的今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其实，在哲学上，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已经讨论了成千上百年。东西方传统文化差异得出的不同结论，虽然是南辕北辙，但我却惊异地发现这方面它们不谋而合的论点，饶有探讨价值。特别是在这个诡异氛围萦绕的时刻。

我 是《第欧根尼》（Diogenes）哲学期刊的长期读者，记得很久以前曾经在上面读过一篇关于政治和道德的论文，印象深刻。于是在书房翻找，终于在 2000年6月出版的第31期刊物上，找到意大利图尔因（Turin）大学政治系哲学教授诺伯托巴比奥（Norberto BOBBIO）写的《伦理和政治》这篇精采的论文。

他谈到政治和道德的关系的时候说，这话题虽然古老，它却是常新的。正是因为古老而常新， 才会造成这样的情形：不论哪一个领域提出的道德问题，都不曾得到明确的回答。政治和道德的关系是所有道德问题中最为人们熟知的，然而，由于对它的讨论经久 不断，以及参与讨论的作者们的权威性，它同道德与所有其它人类活动（经济伦理、市场伦理、性伦理、医学伦理、运动伦理以及其他什么伦理）的关系的问题并没 有很大的不同。不管是哪一个领域，冒出来的问题都是：道德上正当的东西和道德上不正当的东西的关系。

诺伯克巴比奥谈到政治学和伦理学这个严 肃的课题的时候，引述历史经验突显的现象说，由于政治家以不同于共同道德的方式行动似乎已得到常识的默许，一种道德上不正当的行为可能被视为政治上是正当 的。简言之，这种经验表明，政治可能遵循着一种不同于或部分地不相容于道德行为准则的准则或规范。因此他认为，尽管道德问题在所有的行为领域都存在，但是 一进到政治领域，它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性质。

主张为达目的可不择手段
马基维里：政治高于道德

其实我在较早接触马基维里主义非道德政治观的时候，对于政治和道德范畴的区分，已经有一些肤浅的认识。马基维里（1469—1527）是意大利杰出的思想 家、政治家，是近代政治学说卓越的奠基人之一。他相信人性是险恶的，在这个假设的理论基础上，他强调“政治权力”才是政治学应该探讨的对象。他就是从这个 逻辑思考出发，提出“非道德政治观”。当然，他的这个论点使他成为欧洲政治思想学界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但也使他成为十六世纪政治思想史上一个杰出的思 想家和政论家。

马基维里（右图）的非道德政治观，用最简单的语言来阐释，就是他认为：“政治高于道德，应当从政治的角度看待个人道德，政治斗争不能束缚于道德，在必要的时 候可以摒弃道德，政治是目的，道德是手段，只要目的适当，可以不择手段”。马基维里还认为政治与伦理比较，政治是更为重要的。在他看来，政治是社会的事 情，而道德则是个人的事情。社会高于个人，政治高于道德，应当从政治的角度去看个人的道德，而不是反其道而行。政治是道德的前提和条件，道德的完善有赖于 政治的力量。

在他的《君主论》中，除了上述这些观点，我们还看到他对人性的评价：人的本性总体上趋于恶的，只要他们有了适宜的机会，就总要 依照恶的本性行事，“因为一般来说，人类都是忘恩负义、反复无常的，他们妄自追求，伪装善良，见危险就闪，有利益就上”。证诸此时此地的政治生态，对于此 说，我们应该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吧？就我个人在过去的从政生涯中的体会而言，我对这番话的感触可以说是非常深刻的。

马基维里对“人性本恶 ”的透视，并没有给他带来对人类行为的消极失望。他坚持积极的反击，不计诽谤。他直截了当地说：“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 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 ，因此他强调“政治家不可能按照主导的道德准则来行动”。

与马基维里不谋而合
韩非子鼓吹“崇术弃德”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东西方传统文化在政治和道德关系课题上的观点，既存差异、又有不谋而合之处，这就要从韩非子所鼓吹的“崇术弃德”说起了。

韩 非子说：“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不为非也”，又说：“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这两句话说的是，圣人管理国家并 不是要人人为善，而是要使到人人不作恶。所以擅于权术的国君，依靠的不是偶然的善（道德），而是行使于天地间必然的道（法律）。韩非子所传递的思想说开来 就是政治权术是重要的，唯它能以法治国，才能制止恶行，而不是仰赖所谓的道德信念。

在 道德与法律、权力的关系上，韩非子（左图）认为法律至上，权力至上，但并非唯法制论、唯权力论。从政治角度来看，韩非子对伦理道德的否定针对的是儒家所提 出的“德治”和“仁政”，因为“慈仁政则法制毁”（《八经》），而在他看来,“法者，事最适者也”（《问辩》），即是说法律是评判包括道德在内一切事物的 标尺，用仁义道德妨碍法律功用的发挥是绝不允许的。

此外，在政治家品德的论述上，他的“非道德主义”特征非常明显。韩非子认为，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只有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所以“去求利之心，求相爱之道”的仁义之道是根本行不通的。他视“言仁义者”为“五蠹”之一，并对儒家仁义说进行过猛烈的抨 击。他认为“仁义丧国、慈惠乱政”，对于“德”、“忠”、“孝”、“信”等这些传统儒家的态度也大抵如此。

从这里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 韩非子的“不务德而务法”还是“仁义丧国”都传达出一个共同的信息：就是要使政治摆脱道德的束缚，使政治成为独立的意识形态。正如萧公权所论：“韩非论 势，乃划道德于政治领域之外，而建立含有近代意味纯政治之政治哲学”。这说法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回到马基维里和韩非子的非道德主义共同主张 上，马基维里是从政治决定道德的理论据点申论，认为政治斗争不能受道德的束缚，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必要时可以抛弃道德；韩非子则认为，道德善恶不应成为政 治追求的目标和评价政治是非的标准。两者从不同的方向出发，达到几乎一致的结论，认为只要目的适当，可以不问手段如何，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正确 的。因此，一切有助于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可取的；为了达到政治目的，道德的善恶均可以因条件不同而充当手段。因此他们认为，为了达到政治功利目的，可以 “崇术弃德”。

东西方两派学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交集，得出了政治权术与政治道德是对立的结论，这是很令人感到惊讶的；而马基维里虽然坚持目 的可以为手段论证，但他也把作为手段的权术的性质看作是恶的，这和韩非子所批判的儒家把权术直接看作是违犯道德的邪恶，又是另一种巧合。我不禁在想，如果 我们说道德是以政治义务来调节利益冲突的，二者的差别对立，是否就能因此而冲淡呢？

撰写和根据手头资料整理成这篇文字，是有感于最近媒体上 对国内特定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展开铺天盖地的泛道德主义批判，在相对模糊的道德制高点上，发表许多值得争议的评论，在读者群中引起两极的不同反应。我想 在这个时候介绍一些和政治与道德相关的理论学说，供大家参考，也许有助于提升对政治和道德区分的另类认知，在阅读各种评论时心中有个尺度，不会闻歌起舞 了。

*本文原载于独立新闻在线《无极之谈》顾兴光专栏

泛道德主义的批判对象

翁诗杰被投不信任票后拒绝下台和蔡细历的偷情光碟事件，引起排山倒海的泛道德主义批判，他们的处境，和在汶川地震中丢下学生逃离教室的教师范美忠被围剿的情况，庶几相近；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对翁蔡的强烈批判中，对于翁诗杰领导下的团队在翁被投不信任票后整个团队死赖不走，过后翁蔡“大团结方案”出炉，形势逆转，眼见驱翁分赃不成，乃拉帮结派主催第二个特大，据说是为了“尊重双十特大议决，重建马华威信”云云。这种反转猪肚现象所突显的政治和道德伦理的缺陷，难到就不应该加以鞑伐？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一直相信在1010特大中，翁诗杰不是孤军作战，它是以一个团队和蔡细历及其支持者对抗。他的团队曾经信誓旦旦表明和他共进退，一旦对翁诗杰的领导不信任动议通过，顺理就等于对整个团队投下不信任票，他领导下的中委会必须和他一起总辞，交由中央代表重新选出领导层，就算翁诗杰恋栈权位不走，团队中委绝对有理由可以孤立他，率先总辞，看他是否能孤家寡人留下来，而不是“翁总走好！我们有能力团结和稳定伟大的党”。

我始终相信，如果在1010特大结果出来之后，翁团队当机立断集体总辞，以完整的团队再度参选，晓以大义争取游离代表支持，在重选中应该会占尽先机，重获委托；如果人算不如天算败下阵来，也虽败犹荣，必须“输一票也口服心服”，接受中央代表的决定。留住青山，傍着绿水，他日好卷土重来。

可是，那几个各怀鬼胎的翁团队成员，有的盯着翁诗杰的交通部长，有的瞄上黄燕燕的旅游部长，剩下的几个已穿好钉鞋，争相追逐有人上位后留下的副部长空缺，一个劲儿的想赶走主帅，带着残缺的半个马华准备排排坐吃果果。当翁诗杰宣布引用总会长权力下令召开第二个特大，交由中央代表决定中委会去留（这说明翁主张总辞）的时候，这些“青年才俊”都慌了手脚，竟然不在第一时间寻求与翁协商之策，匆匆拉队到酒店召开另一个记者招待会，表明“为了不要让党进一步分裂”，强烈反对翁总再度召开特大决定中委会去留。这是翁团队首次公开决裂，也是翁团队里的反翁集团打出的“第一枪”，就是这一枪，催生了后来的翁蔡“大团结方案”。

如果，我说的是另一个如果，如果翁团队里的反翁集团不急于上位，能够及时收手，不自打嘴巴以1010特大不信任决议“推己及人”（成语新解：推掉自己，用在他人身上）逼翁诗杰下台，反过来坚决支持翁诗杰继续领导马华度过艰难时刻，在PKFZ弊案和千万元献金疑案水落石出之后，翁诗杰心甘情愿在任满退隐，这班“青年才俊”就不会陷入今天的困境，而且前途会一片大好。他们犯的最大错误，是被另有隐议程的铺天盖地对翁诗杰的泛道德主义批判所误导，以为翁已“玩完”，是时候踩他上位了。没想到机关算尽，却踩了一个无底洞。

我没读过《马华宝典》，不熟悉其中章法和招数，对于反翁集团号召的1128特大是否合法，不敢置啄，不过如果说它能“重建马华威信”，我想这比阿娇的想法还要天真（阿娇说过他对陈冠希的爱情很天真）；先是强烈反对召开特大交由中央代表决定中委会是否重选，接着《大团结方案》突如其来从天而降，情势逆转，原先反对召开第二次特大的翁团队反翁集团，担心官职不保，马上变出另一副脸孔，嘴里虽然叨着“个人得失事小”，心中却盼着“第二特大”能击退“大团结”，高喊“恢复党尊严”口号，想借中央代表翻身，保住本身的官职。正是“尊严，尊严，多少人假汝之名行不义”！

在我看来，在政治和道德伦理上，这是集体的言而无信，集体的道德沦亡，这些人已失去向他人要求政治委托和对他人进行道德批判的权利。所剩无几的“马华威信”，会被他们践踏糜烂，让巫统大爷们心中暗喜，民联大哥们拍手称快。这就是马华政治，杨善勇在《 他還不是最糟糕的總會長》一文里胪列的马华在党争过程中劣迹斑斑的史实，已经清楚说明这点，人们还敢对马华存有幻想么？

我忘了在哪里读到这么一个笑话：一撮性无能的男人在没有女人的荒凉小岛上吃伟哥------多此一举，只觉得这个后现代笑话，比“脱裤子放屁”传神的多。恕我不敬，用这个笑话来说明马华“第二特大”的召开，似乎是贴切的，相信社会上许多关心马华的人都这样想。

原文载于11/11/2009东方日报《名家评论》

庞缇要让赵明福的尸骨说话

中国南宋时代知名的法医学家宋慈，在其著作《洗冤集录序》中谈到重大案件判决的时候，强调首要是找出“初情”。他说：“初情莫重于检验，盖生死出入之权舆，直枉屈伸之机括，于是呼决法中，所以通差令佐理椽者，谨之至也。”

这句话的含义就是,任何案件在作判决之前，务须“查明案情的线索和本来面目”，也就是“初情”，要做到这点，就要依靠检验勘察的手段，这样才能判断曲直，冤 屈的伸张或是铸成，事关生死，完全取决于依据检验和勘察所得的结论。律法规定凡审案的刑事官员都必须亲自参与检验勘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非得谨慎小心不 可。

他又说：“重以仵作之欺伪，吏胥之奸巧，虚幻变化，茫不可诘。”这话就说得再也明白不过了，如果有勘验人员从中欺瞒，衙门人员居中作奸捣鬼，造成案情的扑朔 迷离，仅仅靠审问是很难弄清楚的。因此他作出结论：“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于历试之浅”。也就是说，案件之所以会出现误判，很多都是 缘于细微之处出现的偏差；而勘查验证失误，则是因为办案马虎、经验不足造成。所以他认为，如果有谜团难以解开，一定要反复思考和验证找出答案，不能独断专 行、让死者死不得瞑目。　　

我在网上细读《洗冤集录》原文，对正直法医“洗冤泽物”的崇高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也对宋慈 （1186-1249）这位“不敢生一毫慢易心”和“以民命为重”的古代法医，肃然起敬。网上资料显示，《洗冤集录》是中国古代一部比较系统地总结尸体检 查经验的法医学名著。自南宋以来，它成为历代官府尸伤检验的蓝本，曾被定为宋、元、明、清各代刑事检验的准则。在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起过重大作用。该书曾被译成朝鲜、日本、英、法、德、俄等多国文字，深受世界各国重视，在世界法医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洗冤集录》比意大利人图纳图菲德利写出的《医生 的报告》早了整整350年，至今仍然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和实用价值，是当时和后世的法医检验指南，是法医界必读的书籍。

我无从知道泰国著名 法医庞缇是否读过这本古代法医的经典著作，只知道她这次受邀前来我国在赵明福死因调查庭作证，突破“仵作之欺伪”和“吏胥之奸巧”，惊人地揭露赵明福命丧反贪委员会办事处大厦楼台，有80%属于他杀性质，自杀的可能性只占20%。她对解剖图像记录做精密的微观科学检视之后，凭个人的专业经验作出判断。由于庞缇是实践经验丰富的国际知名法医，处理过普吉岛海啸超过千名遇难者的尸体解剖工作，她的推论和我国两位法医在庭上作出的“死于自杀”供证，大相径庭，赵明福命案真相再度引起世人关注，赵家也终于同意开棺验尸，决定由庞缇亲自操刀，让赵明福的尸骨说话，希望能解开谜团。

当局早有“自杀”定论

其实，案发当初在政府法医完成解剖检验工作之后，庞缇曾受邀为赵明福进行第二次解剖复检，可是赵家出于对遗体尊重的考量，加上对庞缇的认识不够深刻，不愿接受这个建议，因而作罢。今天，这位现代宋慈信心满满地说，即使是埋葬超过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尸体，她都有办法寻找出真正的死因。我们都知道，过去许多年代湮远的尸身都曾经在科学验证之下还原真相，庞缇这番说辞当然可以被接受。现在人们就等着死因调查庭批准开棺。

在得出最终结论之前，庞缇表现在专业上的大无畏精神，已经赢得世人称颂。她在庭上宣称只对往生的人负责，实事求是，坚持为死者讨回公道，不惧权贵，也不理会 这是否是一宗政治案件。代表政府的副检察司陈福泉在听到“政治案件”这句话的时候，有如发现新大陆，紧接着追问是谁告诉她这是“政治案件”，她神色自若地回应一句：“泰国政府！”，这答案看来是令陈福泉大失所望了。他曾经在庭上质疑普缇作出的死因推论，认为庞缇未曾参与案发现场考察和尸体解剖工作，论断未必正确；也许他在后来觉察到，世界各国有不胜枚举的法医凭图片破案的真实记录，也就不敢在这个专业问题上和庞缇继续纠缠下去了。

我们都清楚看到，政府在赵明福命案调查工作上所持的暧昧态度，早已引起社会非议。当局不断在验尸庭上制作假象，先是说赵明福有“没钱结婚”的苦恼，银行户口中只有两千多元，距离结婚开销所需的至少两万元（反贪委官员的凭空预算）甚远，当赵家亮出赵明福早期的两万元定期存款单据后，反贪委的官员哑口无言了；接着又指赵明福和同居一屋的刘姓女子“关系密切”，可能有“感情困扰”，还拙劣地故意隐瞒刘姓女子是和家人共处的事实。其实她是赵的学姐，且曾在求学时期与赵及其妻 苏淑慧同住，为了上班交通方便，是苏淑慧主张赵在刘家租房居住。所谓“关系密切”的污蔑，已不攻自破。

尤有进者，为了要证明赵明福有精神方面的问题，竟然要赵的家属集体见心理医生做精神检查。对此，社会一般反应是，应该做精神检查的是反贪委全体官员和检察署涉案官员，不是赵家。

这些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只证明一个事实，就是当局可能为了推诿责任掩饰真相，对赵明福的死因早已擅自作出“自杀”定论。它们在调查过程中提出的各种离奇论据，都围绕在自杀假象的设计上，旨在模糊视线配合虚假定论的确立。执法和司法当局被视为胆大妄为，已令人感到不安！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在阳光底下还会发生 哪些见光死的事。现在面对法医庞缇的“他杀”反击，世人都在等待着一个真正可信的答案。

庞缇在提出她的看法的时候坦言，她的论据是在未曾做过尸体解剖检验的情况下，凭解剖图片从专业视角确立的，她保证会在第二次解剖之后交出真正的答案。我们就等待这位现代宋慈让赵明福的尸骨说话吧。

在此附上一篇中国女法医破案材料的链接，希望读者能从中得到启示。

*本文原载于独立新闻在线《无极之谈》顾兴光专栏

公民权闹剧的娱乐效应

我们的国家是不是有病了？

一个等待了36年才获得公民权的老妇人，在取得公民权之后，感激涕澪，抱着内政部长希山慕丁哽咽道谢。她的故事和照片，还以封面头条新闻的位置，在各大平面媒体大事吹擂；内政部长满脸得色，好像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整个画面和报道充满凄凉的娱乐效果，读了令人啼笑皆非。

这 老妇人和成千上万的合法居民（包括原本就应该自动取得公民权的当地出生者）一样，都是具有法律地位的公民权申请者。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这些人早已被 接受成为合法公民，和你我一样享有公民权利；可是，在从联盟到国阵政府52年的统治中，这些人因为政府的“隐政策”和无中生有的“技术理由”，被违法剥夺 了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的生命中有个无法填补的空隙，长期成为等待果陀的悲剧人群。

我在这里要提及30多年前，我亲自处理过的一宗公民权申请个案的曲折过程，证明我的上述说法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蓄意扭曲政府的公民权政策。

70 年代，受我国一位知名基建工程承包商之托，要我为他在砂拉越的一位朋友D君“追查”公民权申请的下文。这名申请者是个资深工程师，台湾人，拥有马来西亚永 久居民身份，在东马工作和居住超过12年，能讲和书写流利马来文，完全符合宪法规定申请公民权的条件。问题是，他的申请多年来一直如石沉大海，没有回应。 他参加过口语面试和马来文笔试，也完全不知道结果，只有年复一年无休止的焦虑等待。

我要了他的申请资料，联系当时内政部一位高阶层官员卡林 （Karim Inek）。他是前马六甲矿物及土地局长，后调任内政部，他退休前曾受委芙蓉市议会主席，离职后因突发性心脏病逝世。卡林是我早年在马六甲结交的官场朋 友，交情深厚。他在调阅有关档案后告诉我，D君的语言考试和笔试皆及格，确认符合公民资格，内政部并没有拒绝他的申请。那为什么没有通知D君申请获准呢？ 我满腹狐疑。卡林神情有些腼腆地对我说，政策上的事很难和我说清楚，当局只是先搁置（KIV-Keep in View）不处理，虽然不会通知当事人具体情况，但也不会发出拒绝信。

我正在思索要如何向寻求协助的友人交代这件事的时候，卡林突然问我，申请者和砂拉越首席部长拉曼耶谷熟不熟？能不能要到一封首席部长的推荐信？如果有这样的一封信，他就能向上头请准当作特殊个案处理，也许就有可能批出来。

最后的结果是，D君拿到砂拉越首席部长的推荐信，他的公民权在卡林的关照下，终于到手。

基于“不可告人因素”
国阵无休止修改宪法

这 个过程说明一个事实，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政府在处理公民权申请方面的政策，含有见不得光的隐议程，而且存在明显的针对性。我不愿意去揣测政府的真正意图， 从最近涌现的成千上万苦等公民权数十年不果的族群特征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伊于胡底，不用把话说白了。就退一步说吧，巫统极端政客们时常挂在嘴边的“给非马来人公民权换取马来人特权”如果是真的，那非马来人就已经上当受骗了！其实在法理上，公民权是每个效忠国家的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需要靠施舍和“换 取”吗？这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

长期以来，执政党仗着在国会中拥有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的优势，无休止地基于不可告人的因素不断修改《联邦宪法》。与公民权法有关的条文一再被修改，仅是其中一 例。国际公民权法中被公认的出生地主义（Jus Soli）和血统主义（Jus Sanguinis）普世原则，已被糟蹋得面目全非。

从18 世纪末到19世纪初开始，世界各国的公民权法皆依据出生地主义原则赋予在地出生者公民权，甚至是出生在各该国注册的合法航机、轮船和火车等任何交通工具中 的婴儿，皆可自动享有各该国的公民权，且不受其父母原来国籍之限制。我们今天却有大量在独立前及后在马来西亚出生者，年龄从20来岁到80岁以上，因为各 种各样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迄今仍然是飘零的“无国籍者”，知名的案例包括出生地公民权被否定、近期申请返国被拒的前马共总书记陈平。至于血统主义原则，欧美国家明确规定其国民（父或母其中一方）在国外合法婚姻下诞生的子女，皆有权根据父或母的公民血统自动成为本国公民。我们的法律表层虽然也奉行这个原则，但在申请过程中对母系公民权利的否定和和各种人为刁难，使无辜的下一代成为人球，一直受到世人所诟病，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否决国阵三分二议席
人民历史性明智决定

我 们的国会法案起草人英籍官员克吉里，在1959年10月16日的宪法和国会研究讲座中就讲过：“马来亚在推行宪制途中，应该逐渐地形成马来亚独有的民主制度。马来亚将来宪法的演变，更应该注意到人道的立场，注意人道主义，应切实保护人民个别的权利和人民的生活习惯，因为人民已经接纳宪法，不应该随心所欲轻 率地加以更改。”在公民权问题的处理上，我们的人道主义在哪里？人民的个别权利有受到保护和尊重吗？

前联邦大法官拿督汤逊也说过：“宪法不 过是一种结构，最重要的还是执行人的精神，执行人如果有容忍的精神同时公平地去执行宪法的任务，执行的出发点以全国利益为依归，而避免个人关系的影响，这才能发挥宪法的益处。”在目前这种以维护特殊群体既得利益为依归的寡头统治中，我们能够期望宪法功能有效发挥同时得到公平执行吗？

在联盟到国阵掌政的半个世纪里，自1960年4月25日在国会中以73对13票第一次通过修改宪法之后，它们尝到了甜头，一直乐此不疲，不断以修宪为钳制人民自由意志和侵犯人民权益的工具。我再也记不清它们践踏国家立国大法的次数，就让宪法专家们去仔细算算这笔帐吧。

今天演出的这出公民权闹剧，就是公民权法案三度修正下的怪胎，我们竟然还要抱着这个怪胎感恩戴德。如果不是这个国家有病了，就是我们的人民已经病入膏肓。

值得庆幸的是，人民在上届大选中否定了国阵的三分之二多数议席，解除它们滥权修宪的武装。这是全国人民作出的一次历史性的最明智决定。第13届大选应该怎么做，人民已经心中有数。

*本文原载于独立新闻在线《无极之谈》顾兴光专栏

和大家分享精采的漏网之语

这些发人深省的语录，很有思考价值，个人十分喜欢，引进客栈和客人们分享。

其中台湾的台独大老辜宽敏针对陈水扁判刑的谈话，令人大开眼界。
他的“只不过拿了八九亿元新台币（马币八九千万元）”这句话，可圈可点，深刻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台独分子贪婪无耻的价值观。

韩少功说的“文学不是砸多少钱下去就能提高的”，有如醍醐灌顶。

我是这样想的，用金钱灌溉的“文学”，是个畸形怪胎，它最终不能避免在意识形态上为特定的金主服务，而且会形成一个排斥异己、歌功颂德的团伙，阻挡和扼杀主流文学的正常发展，封闭作家的自由创作空间。

当文学被白花花的银子征服的时候，其批判性功能就会被彻底废除。


王蒙 :传统节日的发展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不是回到过去。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王蒙。他认为中国部分学校要求学生穿古装诵《三字经》是“有点走火入魔”。 (2009-09-22)


姚景源: 我去美国的时候，儿子要我给他买个篮球，（但在美国）看来看去都是“中国制造”的（篮球），买回去不是“出口转内销”了吗？最后还是买了一个，回去跟儿子说：“至少里面的空气是美国的！” ——中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变迁 (2009-09-21)


基辛格：当七十年代第一次到中国时，我绝对想象不到中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我儿子曾经在1974年和我一起去过中国，2008年他再次和我一起重返北京参加2008年奥运会，当他看到现在的中国时，已经和记忆中1974年的中国完全不同了，中国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我经历了中国四代领导人、八任美国总统，我可以这么说，中美间的友好关系将持续下去。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2009-09-19)

马云 ：我是个运气非常好的人。我的目标不是挣钱，而是改变世界，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这种追求在过去的十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阿里巴巴集团总裁马云11日在集团创业十周年纪念活动后，与100余名中外媒体记者见面，并作出上述表示。 (2009-09-18)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毫无疑问,金融危机动摇了世界以往的格局，并且强化了中国相对于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地位。尽管中国也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在失业率方面，但中国经济复苏得十分迅速，并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中国时代”总会到来，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个时代提前来临了。 ——《江泽民传》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2009-09-17)

吴敦义： 两岸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唯反攻大陆已成历史也，解放台湾又显霸道，一国两制，或统或独，都为台海掀波涛，俱往矣，数当前明路，和平最好。 ——台湾新任行政院长吴敦义改写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的词作《沁园春·雪》阐述自己的两岸见解。 (2009-09-16)

辜宽敏： 又不是杀了人，只不过拿了八九亿元（新台币，约八九千万元马币）就被判这么重的刑期，真是太夸张了。 ——台湾独派大老、前总统府资政辜宽敏对前总统陈水扁日前被控贪污案一审遭判无期徒刑抱屈。他呼吁陈水扁“再忍一忍”，等到民进党2012年赢回政权时，就能恢复他的人权。 (2009-09-15)

王旭明 ：不能苛求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发达国家的新闻发言人几乎都由媒体人来担任，我国的新闻发言人是官员提拔上来的，都缺乏新闻传播专业训练。内部，官员中相当多的人信奉“少说、不说为佳”的潜规则；外部，媒体和公众又给了过多的压力，说错一点不行。在这种背景和困境下，美国的新闻发言人到中国也没有办法做。 ——中国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 (2009-09-14)

高新民 ：我个人很赞成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说的一句话，他说新加坡实现了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型绝不仅是说经济达到人均多少美元，而是从有效到廉洁二者并重，这才是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型。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应该讲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全世界瞩目的，特别是现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我们中国权力运作的方式显示出它的有效来，而既有效且廉洁才是先进政党所需要的。这是我们制度建设面临的问题，也是廉政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高新民 (2009-09-12)

韩少功 ：这个时代对于文学来说，不是一个黄金时代。国运是牛市，但文运是熊市。文学不是砸多少钱下去就可以提高的，这点需要得到正视。 ——中国作家韩少功谈这个时代的文学。 (2009-09-11)

徐文荣 ：第一座是不接纳民间收藏的博物馆。他们当年从民间收集来的就是真的，别人从民间收集来的就是假的，没这个道理。第二座是良心坏的专家，他们就是要控制话语权，对仪器都不相信。第三座是良心很坏的拍卖行，只接纳自己小圈子里的人。民间收藏家要联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翻这三座大山的压制。 ——“东方好莱坞”横店创始人徐文荣谈民间收藏家头上的三座大山。 (2009-09-10)

杨振宁 ：其实这四个字后面还有一句，那就是“宁朴毋华”，对今日的中国来说，这是一句重要的话。前些年，中国的食品、商品都有造假行为，弄得全世界都产生这个印象：中国的东西有水分，假货多。这要引起我们的深思，一定要把这个印象彻底改过来。我今天之所以写这几个字，就是希望从你们年轻一代开始，学会诚实。投机取巧是没有前途的，做学问必须诚实，脚踏实地的，才会成功。 ——87岁高龄的诺贝尔奖物理学得主杨振宁前天在重庆八中应邀为中学生题词，写下“宁拙毋巧”四个大字后，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不要投机取巧。 (2009-09-09)

胡锡进 ：与世界实现和谐并不意味着我们与世界就是永远一团和气，永远地跟人家笑脸相迎……我觉得和谐相处，相互真实地了解对方这很重要，这样可以减少误判。我们中国人是这么想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愿意，那件事情上我们不愿意；这件事情上我们高兴，那件事情我们不高兴，一定要让外国人知道，我高兴就是高兴，我不高兴就是不高兴，我们有这样的意愿就是有这样的意愿，我们没有这样的意愿就是没有这样的意愿，一定让外国人真实地知道，这样可以减少误判。 ——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回应外界对该报存在民族主义倾向的批评。 (2009-09-08)